埕誌12．九月號．記憶II

　　打從我懂事開始，時間是在70年前，每天早上，父親總叫我拿個碗，放著三毛錢，到附近的「豆油軒」(醬菜舖)，去買早餐的佐菜，那是鹹豆腐乳、酸菜、辣薑……種類真多，它們的共同特點是「鹹」，鹹得要死，長輩們說鹹才好下飯。那時的早餐，幾乎全是「蕃薯簽粥」侍候，長年如此。

　　臺灣光復初年，經濟差到極點，每當我們幾個小鬼面對蕃薯擺眼前時，都有厭煩臉色，長輩就會說:「我們有三餐吃就不錯了，有的人一天才吃兩餐而已呢！」情況確是如此。

┌埕裡的人們┐

走過動盪不安的年代

文︱吳書儀　　圖︱新化社區營造協會　　插畫︱吳俊緯

　　在「埕」裡曾與讀者分享關於新化日治時期的不同面貌。而日治時代後期，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（西元1939～1945），美軍轟炸臺灣各地，不管是政經中心或是郊區，無一倖免。許多長輩提到當時的生活，依舊顯得惶恐。二戰結束，日本戰敗後退出臺灣，一直到國民政府遷台時期（西元1949），在這些動盪不安的時期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？


　　記憶輾轉來到過往日人熙來攘往的日式宿舍群，居住在武德殿西側日式宿舍裡的王老太太，日治時期住在北勢里，靠近新市車站。每當空襲警報發佈時，戰機轟隆隆地飛過，大家趕緊丟下手邊的工作躲進防空壕，家裡的防空壕也提供給鄰居們躲藏。婚後的她曾協助夫家經營新化戲院（前身為新舞臺劇場，日治時期由地方士紳蔡文讀先生經營，戰後由公公與其他三位友人共同持有），在沒有電視的年代，戲院是有錢人家享受娛樂的所在。每場戲快結束前的十幾分鐘，戲院便將大門打開，那一瞬間，許多無法購票看戲的民眾便一窩蜂地衝進場，感受最後的那幾分鐘也滿足了。


　　日治時期丈夫在郡役所（日治時期的行政及治安機關）擔任會計，因此熟識許多日本朋友，日本戰敗後，在臺的日人全都要引揚歸國，丈夫送日本同事搭船回國時，攜帶物品的規定很嚴格，連金錢、黃金等值錢物品都被迫拋棄。當時引揚回日本的同事們，後來還曾回到臺灣探視，只是時間久了，有些朋友漸漸地離開人世，想起與他們相處的過往，王老太太說：「日本人很重情義，離開臺灣後，還常常寫信、寄名產過來，也曾回到臺灣看看過去住過的地方、見見老朋友，懷念過往相處的種種回憶。」王老太太笑著說：「過年時曾寄烏魚子到日本，他們收到後又回寄了香菇、糖果、餅乾……甚至連烏龍麵、米都寄來呢！」

　　沿著日式宿舍、武德殿漫步著，打聽到一位居住在武安里六十多年，年約八十歲的王太太，歷經了日治時期末與戰後的生活。上門探訪時，回憶起日治時期的生活，不禁潸然淚下，王太太說：「小時候，民生物資都被日本政府控管，有些家裡栽種稻米的鄰居，為求溫飽只好偷藏稻穀，等日本警察離開後，再拿槌子將外殼敲掉。」在她的記憶中，小時候生活過得很苦，雖然家裡是製麵廠，原料也被日本政府控管，每個月靠著配給過活。常常都是一點點的麵條，配上好大一碗湯，才能讓一家人不至挨餓。母親曾在梁道街長開立的道仁醫院裡當護士，每當配給食物後，梁道先生會分一些給員工，讓他們生活能好過一些。小時候家境清苦，但仍念了兩年的日本學校，光復後，改念國民學校，主要念的是三字經，後來因為教育政策改革，又念了兩年的國民小學，改學注音符號，小學六年，經過了三種不同的教育體系，是個很特別的經歷。


　　另一位較年輕的康大姊，從郵局退休十多年的她，小時候居住在新化康厝（中山路至建國街的區塊），出生時正好遇到推行皇民化運動（1937；昭和12年)，因此長輩幫她取了日本名─千代子。熱情的康大姊話匣子一開，便滔滔不絕地說起她所知道關於新化的故事。長輩說起戰爭時的狀況，當時轟炸機發出巨大聲響，康大姊的阿公爬上住家後院的蓮霧樹上觀看飛行方向，一大家子躲入防空壕內，等警報解除後才離開。戰爭時物資相當缺乏，甚至有住在市區的親戚想用房子跟他們交換一隻火雞！戰後初期（1945），物資依舊缺乏，上市場採買時，還要帶著板凳去排隊，太晚就買不到了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排隊買到了一塊魚，媽媽說：「沾點鹽水吸一下味道就好，下一餐還要繼續吃，如果吞下去，下一餐就沒有魚肉配了。」康大姊的丈夫洪大哥從教職退休，聊到戰後政府對公教人員提供「實物代金」的補貼方式，除了可以領到薪水之外，還依照家庭人口與年齡做配給，分為大中小口配發的實物數額並不相同，定期照冊領取民生物資，後來實物代金制度逐年併銷，折現加入公教人員薪資中。

　　聽著長輩們訴說過去的種種回憶，是在這個時代的我們很難想像的過往。歷史課本裡簡單的帶過年代與重大事件，但是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，是否知道這裡的故事呢？長輩們是一本本的歷史故事，需要我們主動去翻閱、記錄，了解他們所擁有的記憶，會是鼓舞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努力生活的生命泉源。

文︱吳書儀　　圖︱曾鈺芩

┌埕裡五四三┐

與新化一起呼吸
    　新化，在我的認知地圖中，原是一處陌生的地點。然而，正因為歷經過陌生與無知，我們的歸返，才更具有意義。

　　我的阿公楊逵來自新化，新化舊名大目降，這是我童年時期就知道的事；然而，我對新化的認識，也僅止於此。阿公在世時，未曾帶我回轉新化，未曾提過新化的生活記憶，就連我的父親，也是出生台中，對新化僅僅殘留模糊影像。

　　少年時期，楊逵離鄉，讀書學習、參與運動、關入黑牢，家鄉如同一座默默守望的燈塔，遊子卻不得歸返。因此，新化不曾成為我們的生活基地，我對這裡全無記憶，新化，猶如躺在地圖經緯線上的一處黑點，躺在家族記憶裡的某個荒蕪角落。

　　然而，鄉土的牽引，是一種神秘的力量，即使漫長潛伏，也終有浮現的一日。1990年代末期，來自故鄉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康文榮老師，從荒蕪的歷史土壤中，找到了家鄉前輩作家楊逵深埋的文學火種。

　　在他的努力之下，這把火種，不僅成為故鄉新文化運動的能源，同時，也搭建了橋樑，讓楊逵家族得以返鄉。我還記得，第一次隨著康老師走在新化街巷，一個地點一個地點，辨識楊逵的生活場域與故事現場，康老師熱切的解說在耳邊縈繞，我卻彷彿聽見少年楊逵的聲音，聞見他的氣息，在現實新化的風土中，在我們身旁，鮮活躍動。

　　故鄉有了熟悉的聲音與氣息，就不再是陌生的所在。不僅我們返鄉了，楊逵也得以歸返。少小離鄉，楊逵在他肉身的生命結束多年之後，重返家鄉，落土安居。他以一個更完整的精神魂體返鄉，空間化為一處豐饒地景──「楊逵文學館」。

　　走進「楊逵文學館」，楊逵的文學成就、社會實踐、思想理念，清晰具現。原來，作家絕不只是文字的製造者，更是普世價值的守護者。這樣的普世價值，跨越世代，也是當代新化人所要守護的。而楊逵，他還在，一如他在「東海花園」手種的鐵樹，遷徙返鄉，在「楊逵文學館」，在他曾就讀的新化公學校，落土重生，與新化一起呼吸。